臣近曾上殿进劄子，言乞依两制议定濮王封爵、称号事，早降诏旨，及面有奏陈，皆蒙圣意开纳。至今已踰旬日，未蒙别降指挥。近风闻有臣寮建议，欲尊濮王以殊号者。朝论相传，未知实否。臣夙夕思念，万一有执政大臣造作此议，致陛下圣意难于可否，故臣不避再三之渎，须至奏陈，惟望陛下留神听纳，则天下幸甚。伏以仁宗皇帝当康盛之年，立陛下为子，皇太后不避六宫之怨，力赞先帝、保育陛下者，是皆欲陛下继体承祧，一意大统，报德述事，传于无穷。陛下自为皇子，则问安侍膳，纯孝已彰。即位以来，烝烝不怠，讴歌欣戴，夷夏帖然。但臣下不明陛下之心，故率然建为此议，殊不思若加濮王以殊号，则致天下疑陛下以怀报私亲为重，以传授大统为轻，事不两兼，理之然矣。上则违先帝之意，中则伤皇太后之心，下则失天下之望。当圣政惟新之际，岂宜失天下之心如此？况今三二宰执，皆是先帝旧臣，计其赞先帝立陛下之时，必不肯为今日之议。但以有保身之计，故不暇深虑事机，阿旨遂非，一至于此。岂顾事行之后，亏损圣猷，贻讥今古，虽悔何逮？臣窃见魏明帝太和三年诏书，其事甚明，陛下神圣博学，必亦览之详矣，足以度先帝、皇太后期望陛下之心。虽先帝圣德广大，非魏主之可同；在其爱子之心，必不相远。如陛下以宗庙重事，议论未同，圣衷难于独断，则望降臣此奏，付中书、门下，令两府大臣及未曾预议两制臣寮，同定闻奏。如此，则自然公理可见，是非可决，使天下知陛下以至公大义昭示今古，不以邪说谀论侵紊典礼。

或问：《春秋》之作何为乎？曰：《春秋》者，扶天理、遏人欲之书也。《春秋》，鲁史尔，圣人从而修之，则其所谓扶天理、遏人欲者何在？曰：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，若有恒性，而绥猷之责，后实任之。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达而在上，所以植立人极，维持世道，使太极之体常运而不息，天地生生之理常发达而不可壅者，为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。周辙东，王迹熄，政教失，风俗坏，天命之性、率性之道、修道之教不立，几若与之俱泯灭而不存焉。君臣之道不明也，上下之分不辩也，义利之无别也，真伪之溷淆也，诸侯僭天子，大夫僭诸侯，世莫知其非也。臣弑君，子弑父，强并弱，下篡上，而世莫知其乱也。其所为之事尽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，世莫知其不然也，孰能拨乱而振起之！幸而孔子至圣，不得其位，心虽切于救世，而绥猷之责不在，何补于世之治乱耶！若六经之书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诗》以理性情，《书》以道政事，《礼》以谨节文，《乐》以宣和畅，《春秋》尤以谨严为先，以为载之空言，不若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故鲁史之所书，圣人亦书之，其事则同，其义则异。鲁史书其君臣之义或未明也，而吾圣人则明之以君臣之义；鲁史书其上下之分或未正也，而吾圣人则正之以上下之分；兄弟之伦未立，长幼之序不存，而吾圣人则正之存之，以至辩别是非，予夺可否，使大义不至于溷淆也。其大要则主于扶天理于将微，遏人欲于已肆，故曰：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膺戎狄、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或者谓《春秋》不过空言尔，而其功配于抑洪水、膺戎狄，岂非以作《春秋》之心，尤有大于放龙蛇、驱虎豹之功者乎？故曰：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。是以人心之动始于恻隐而终于是非，恻隐发于吾心，而是非公乎天下。世之盛也，天理素明，人心素正，则天下之人以是非为荣辱；世之衰也，天理不明，人心不正，则天下之人以荣辱为是非。所谓乱臣贼子恣睢荡跌，放人欲以灭天理者，岂其悉无是非之心哉！故虽肆意所为，莫之或制，而其心实未尝不知其非，而恶夫人之议己，此其一发未亡之天理，不足以胜其浸淫日滋之人欲，是以迷而不复，为而不厌，而其所谓自知其非者终自若也，则其心未尝不欲变乱天下之是非，以托己于莫我议之地，既上幸无明君之正法以定其罪，而又幸世教不明，人心不正，习熟见闻以为当然，曾莫有议其非者，则为乱臣贼子者又何幸以逃其罪耶！故唐虞三代之上，天理素明，人心素正，是非善恶之论素定，则人为不善者有不待刀锯临、刑罚加，自几若无托身于天地间矣。时至春秋，周室大乱而世衰，圣王不作而道微，天理不明，人心不正，是非善恶之论几于废置，然后乱臣贼子始得以自容其奸，不特礼乐法度之拘而已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也，要亦明是非之理，以诏天下与来世也。是以人心之公理，圣人因而明之，所谓笔则笔、削则削，乱臣贼子闻之，固将不惧于身，而惧天下后世之议，不惧刀锯斧钺之临，而惧倏然有能正其罪者，以人欲日滋之际，而惧天理一发未忘之时。孔子作《春秋》之功，顾不大乎！孟子断然以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，使先王之纪纲法度超然复振于世，而人心天理之尚存。不然，颠倒错乱，贸贸不明，三极果何恃而立乎！此孔子作《春秋》所以有功于万世也。与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说，以《春秋》之作乃赏善罚恶之书，所谓天子之事者，谓其能制赏罚之权而已。夫谓天子之事止于制赏罚之权，而绥猷修道之责乃不暇问，则是刘汉以后之天子，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。为是说者不惟不知《春秋》，抑亦不知所谓天子之事也。彼徒见《春秋》一书或书名，或书字，或书人，或书爵，或书氏，或不书氏，于是为之说曰：书字、书爵、书氏者，褒之也；其书人、书名、不书氏者，贬之也。褒之，故予之；贬之，故夺之。予之，所以代天子之赏；夺之，所以代天子之罚。赏罚之权，天王不能自执，而圣人执之也。所谓章有德、讨有罪，圣人以自任也。夫《春秋》，鲁史也；夫子，匹夫也。以鲁国而欲僭天王之权，以匹夫而欲操天王之柄，借曰道之所在，独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！夫子本恶天下诸侯之僭天子，大夫之僭诸侯，下之僭上，卑之僭尊，于是作《春秋》，正名分，而己自蹈之，将何以律天下之不法者！圣人宜不如是也。盖是非人心之公，不以有位、无位而去取之也。故夫子得以鲁史明是非赏罚也。天王之柄非得以自执也，得以假鲁史以寓是非赏罚之道也。赏罚之道，人心之公所在，而岂位之所在乎！或曰：夫子之为是也，非以鲁之重信义、崇礼教，可以变而至道也，是以托诸鲁史，以寓赏罚之权也。故其赏之也，非曰吾赏之，鲁赏之也；其罚之也，非曰吾罚之，鲁罚之也。鲁，周公之后，圣人之祚嗣之。以是非赏罚之权而予之于鲁，鲁亦不敢肆意而任之，则鲁乃周公之后，故予之也。以周公之后而行周公之典礼，以周公之典礼而欲行之诸侯、大夫，或者其庶几乎！此圣人意也。圣人以匹夫之微，不得擅天王之赏罚；鲁以诸侯之国，其可以擅天王之赏罚乎？鲁不可以擅天王之赏罚，夫子乃推而予之，则是夫子为其实，鲁独受其名，吾知夫子必不敢以自僭也。大抵学者之患，往往在于尊圣人太过，而不明乎义理之当然，意欲尊圣人，而实非所以尊之也。夫子告颜渊以四代之制不见诸用，而寓其说于《春秋》，此皆一切谬妄之论，其大要皆主于以礼乐赏罚之权为圣人自私之具矣。夫子之所以告颜氏者，亦谓其得志行道则当如是，岂有德无位而修当时之史，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？夫子，鲁人也，所修者鲁史；其时，周也，所用者尊时王之制，此则圣人之大法也。谓其修《春秋》之时，窃礼乐赏罚之权以自任，变时王之法，兼四代之制，不几于诬圣人乎！学以知道为本，学不知道，妄相传袭，害义伤教，于是为甚。后之观《春秋》者，必知夫子未尝以礼乐赏罚之权自任，而后可以破诸儒之说；诸儒之说破，而后吾夫子之所以修《春秋》者可知矣。孟子所谓「天子之事」者，从可识矣，庸非后世所当法乎！

大学之道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自善。

《大学》经一章，传十章。传之十章千五百四十六字，固以经一章为一书之体要。经之一章二百五字，则以此四句十六字为纲领也。此言大学之道何所在，曰在明明德也，在新民也，在止于至善也。明德者，人之所得于天至明之德，朱子以虚灵不昧言之。虚灵不昧指心而言，虚灵言其气，不昧言其理也。泳在昔从先师受学，尝以明珠譬之。此珠光辉赫奕，若质之宇宙之间，自是昭昭灵灵；虽寘之泥涂之中，一旦涤去其污梁，仍旧光辉赫奕。然人心之明德极其至也，如帝尧之明德能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又岂明珠之所能拟焉？独惜夫人汩于气质，溺于物欲，自不能明之耳。明德即是天之明命，但明命以天所赋为命，言明德以人所受为性言耳。明德、新民，虽曰明德者其体，新民者其用，然亦只是以己昭昭使人昭昭。盖圣贤既有以明其明德，又不忍天下之人自昧本原，故教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。以天生烝民同有此明德，故我能明之，不欲独善其身，必欲兼言天下也。此两句只是一个道理。「在止于至善」者，明德须要明到十分，新民亦要新到十分。不但八分九分未为至善，便九分九毫九釐亦未为止于至善也。如尧之仁、舜之孝，方是至善。其他四端万行皆仿此推之，须要到十分方为至善也。《大学》一书只在此四句，四句只是明德、新民、止于至善，而三者又只是明德、新民造其极处。若论新民，又只是使天下之人皆明其明德而已，实只一事而已。自昔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只为此明德、新民、止于至善而已。盖天能以此明德赋之于人，而不能使之自明其明德，必生一神圣聪明睿智者出，为亿兆人之主，所谓作之君；又以我之明德教斯民皆明其明德，所谓作之师，我之自明与民作新，都要到十分处方是极至。此尧之「克明峻德」，必至于「黎民于变时雍」，是天下后世君师之模范。否则虽曰能明其明德，又能新民，只有一毫未止于至善，亦非《大学》之极功也。学者当思天之所与我明德，赫然罔有内外，与羲、农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初无少异。自生知安行之次，必当视听言动常见此理，瞭然于心目之间，如夫子所谓立则见其参于前，在舆则见其倚于衡，如舜之见尧于墙、见尧于羹，则自终日不违、三月不违，以至于纯亦不已，而后可谓明德止于至善。及其新民，亦到十分极处，而后谓之新民止于至善。此问学之极功，圣神之能事，亦非出于吾性分之外也。上焉者，合下完具，谓之仁且智，在《中庸》则谓之曰性。其次当自敬以致其知，又力行以终之，谓之由智而仁，在《中庸》则谓之教，及其成功一也。若其节目条理，则先师之训又有发子朱子所未言者，他日又当与诸君子共讲焉。程子所谓天下之公理，不有益于彼，必有益于此者也。诸君子玩味此四句，要见天人之付受，又要见体用之一原，又要见神圣之极功。真知力行，无一息之间断，纯乎天理流行，至于用舍行藏莫不中理，斯为大学之极至，无些少之欠缺焉尔。

数日甚企想，而佩音悄然，何邪？始者承贤者来访，谓贤者资质志向之美，亦易通晓者，便极为剖析其是非邪正之分，庶几晓然不迷其所趋。再蒙见访，又道及濂洛诸老先生之书，都曾看来，亲手编写成帙，又知其亦素用功者。继而讲论鬼神之事，乃至偏执异端死而不忘之说，滞而不能化，亦未晓其受病之由。续到贤者之居，获奉从容，仍出江西至言，示其意所主者。始读一篇，不见其有一句入正腔窠；再读二篇，又不见其有一句入正腔窠。遂掩卷不读，而贤者又示以小诗与行状，乃知自孩幼时已异矣。而贤者嗜之不释口，且曰从濂洛诸老先生书来。某方得此，是其为好，并谈《易》、谈心，悉踵己见之误，而安之不怍。至是乃知贤者平生学问，知贤者胸中底蕴，知贤者病根所在，从原头本领差错来，缠心肠、蚀肝肺者已深矣。因觉始相见，极为剖析之言，殊不入贤者之耳，枉为虚说，而贤者于诸老先生之书，亦枉用许多工夫，全未有一字之得。此其故何也？由诸老先生见此道理素熟，所谓至精至好处，只作家常茶饭底事，平平说去，淡若无味，而其中发明孔、孟不传之秘旨，实为格言至论，千古攧扑不破。以时文浅识泛泛读过，莫能晓解，忽见此人说得奇奇怪怪，又简易径捷，便为竦动而陷堕其间。所向于诸先生书上，稍得一字之义而知味焉，则决不至有此陷堕处。非惟于诸老先生书未有一字之得，在孔、孟之门亦未得寸步之入。并觉昨所论鬼神一节，乃至幽至玄，无形影事，非物格、知至、理明、义精者，不足与语。而遽于贤者之前言之，乃强人以所未到之理，讲其所不当讲，答其所不当答，不能逃躁瞽之愆。然此心终不能恝然于贤者，以贤者方二十六，正孔子所谓后生可畏之时，前程地步，阔日子长，尽可阔步著工夫，做圣贤大业，不可但为山林苦行，偏滞在一隅，枉了可惜。今固不敢劝贤者绝濂洛而师象山，亦不敢劝贤者舍象山而从濂洛。此事未易决，姑置之勿论。且贤者读书为儒，岂非祖孔、孟者乎？今只以孔、孟门庭精要工夫，与贤者共切磨之如何？某在此不久，只月末便归，不得与贤者久处。若不说及此，恐失此等工夫，则疏阔走漏处多。且孔、孟门庭，精要工夫如何？在《书》则「惟精」与「惟一」不偏废，在《易》则「知至」与「知终」不偏废，在《大学》则「知止」与「静、安、虑、得」不偏废，「格物致知」与「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」不偏废，在《中庸》则「明善」与「诚身」不偏废，道问学与尊德性不偏废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与笃行不偏废。在孔子，则始条理与终条理不偏废，在颜子则博文与约礼不偏废，在孟子则尽心知性与存心、养性、事天不偏废。盖察之不精，则若何而能一？知之不至，则若何而能终？不知所止之地，则将于何而静？于何而安？于何而虑？于何而得？物不格，知不致，则意将如何而诚？心将如何而正？身将如何而修？善不明，则身将如何而诚？问学之不道，则将如何而为德性？又如何而尊？学、问、思、辨之不博审慎明，则将如何而行？又如何而笃？始不知条理，则终如何而为条理？文不博，则礼将如何而约？心不尽，性与天俱不知，则又将如何而存？如何而养？如何而事？万物固皆备于我，然物物各有头面，事亲当如何而为孝？事君当如何而为忠？事长当如何而为弟？夫妇当如何而为别？朋友当如何而为信？曰仁，如何而为仁？曰义，如何而为义？曰礼，如何而为礼？曰智，如何而为智？合当用义时，可只以仁应否？合当用智时，可只以礼应否？曰诚，如何而为诚？曰敬，如何而为敬？合当用敬时，可只以诚应否？曰忠恕，如何而为忠恕？曰中庸，如何而为中庸？曰义利，如何而为义？如何而为利？又有义之似利，利之似义，则将如何而辨？曰天理、人欲，如何而为天理？如何而为人欲？又有天理之似人欲，人欲之似天理，则将如何而分？凡此等类，只可坐想都了否？还亦须著工夫理会？如合著，工夫如何而著？不审贤者于此，已生知安行将去，抑尚在学知勉行邪？抑未能知，未能行，而合求知求行邪？此等工夫，甚欲与喻、顾二丈及王生相切磨，不然则空为世情契，不为道义交。今喻丈疟未愈，顾丈又拘书会，自讲说，诸执事并在坐相陪，独渠不曾一来，将意旨不相契，而禅进耶？抑某说之不足听邪？抑未能知味，以为缓而不在急邪？王生又屡邀而屡不至，昨适幸其至，方回头欲与语，而忽又不见，或谓径去矣。殊不晓其意之如何也。此理十说无穷，七说无尽，虽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以求之，犹恐不及。而悠悠若是，岂所谓志学者？窃叹黄堂笃意于开明后学，每见每必问。是何阖郡亦无一人稍体黄堂之意，以自笃其意；为开明之归，可以为黄堂说。幸而得贤者一人可语，又唱焉而不和，何邪？此天下公理，是曰是，非曰非，一行乎大公，非可拂理徇情，拗非为是而相取谀。若拗非为是而相取谀，则是陷人于非道，而贱夫人之子。乐人之取谀，而忌人之救正，则是又护过以匿于己，而吾道之贼也。此皆私意之尤，非君子豁然大公之心，而岂所谓切磋之道也？所学为何事，而私意如此，何时得胸中洒落，如光风霁月，何时得本体辉光洁白，如江汉以濯之，秋阳以暴之邪？野人前所讲义四段，想必已见，又不敢奉呈，恐不相契，反为覆瓿。旧亦有《心说》二篇，皆未敢唐突出授，深念贤者更遣此忠告，能并达此意于王生诸人，幸甚。

某始到学，吾子不外，首先来访，见其资质志向之美，可与适道，岂胜欣幸！续于九峰闻尊丈说吾子聪俊之发甚早，自九岁已能文，十二三已志道，今年方二十，又不胜钦慕。屡使人邀屈，欲细扣所学来历，庶知其是非深浅，可以置切磋之功，而屡邀屡不至，屡唱屡不和，今几匝两月矣，竟未得与吾子有一日之欸，剧谈而痛论。昨忽承吾子之至，方回头欲与语，而忽径去又不见，此其故何谓邪？是固不难晓矣。子学渊源祖象山，曲护祖印如护命，惧拙者有以攻之，故稀行疏立，而不欲相亲。吾何私冤于象山哉！为其佐异端，鼓淫词，为人心害，吾对越上天，讲明公理，为人剖析是非，深有爱于人，而存忠恕之心，惧其或至误陷焉，而枉害了一生也。今吾子既深忌而痛护之矣，吾亦何苦强聒于子哉！姑置之勿论，待他日识见长而自定焉。只如洙泗之上大圣群哲，端拱肃列，相与讲道，下学而上达，是多少精微广大之旨，是多少缜密要切之功！殊不得与吾子浃洽讲贯，后生失此不及知，岂不大欠缺，为可惜！又深念吾子妙龄美质，正孔子所谓可畏之时。气力正强，志意正锐，正可阔著步做圣贤大业工夫，为天下大儒，无但隘守隅角，小道细行，姑长雄于山峡间，枉度了一生，又可惜！学中讲说，大小诸生，皆环坐乐听，是开阐多少宏纲大义，是发挥多少微言秘旨。而吾子独不得一闻，以发高明之见，又可惜！此月末，欲便归矣。与吾子只成结世情知识，而不成结道义交契者，何邪？九峰又闻尊丈说：吾子旦夕为四明之行，此岂小儿志识未定者之事邪？彼持敬苦行一节，为可美，而学术议论，只是一老禅伯，见之何为？看之不破，稚嫩之质，宁无转移溃乱邪？闻之极为良资美质痛惜，夜睫为之不交。早作，不觉肝肺流而为一篇，今未知吾子此行之果如何？将别矣，亦录为赠言，在别纸。

自尧、舜之帝，汤、武之王，皆赖明哲之佐，博物之臣。故皋陶陈谟而唐、虞以兴，伊、箕作训而殷，周用隆。及继体之君，欲立中兴之功者，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！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，常由世主承平日久，俗渐弊而不寤，政浸衰而不改，习乱安危，逸不自睹。或荒耽嗜欲，不恤万机；或耳蔽箴诲，厌伪忽真；或犹豫岐路，莫适所从；或见信之佐，括囊守禄；或疏远之臣，言以贱废。是以王纲纵驰于上，智士郁伊于下。悲夫！且守文之君，继陵迟之绪，譬诸乘弊车矣。当（《意林》作「若能」）求巧工，使辑（《意林》作「葺」）治之，折则接之，缓则楔（本作「契」，从《意林》改之）之，补琢换易，可复为新。新新不已，用之无穷。若遂不治，因而乘之，摧拉捌裂，亦无可奈何矣。若武丁之获傅说，宣王之得申甫是则其巧工也。今朝廷以圣哲之姿，龙飞天衢，大臣辅政，将成断金，诚宜有以满天下之望，称兆民之心。年谷丰稔风俗未乂（此二语上下疑有删节）。夫风俗者，国之脉诊（《御览》三百七十五作「胗」）也。年谷如其肥肤，肥肤虽和，而脉诊（年谷下十三字从《御览》补）不和，诚未足为休。《书》曰：「虽休勿休」。况不休而可休乎。自汉兴以来，三百五十余岁矣。政令垢玩，上下怠懈，风俗雕敝，人庶巧伪，百姓嚣然，咸复思中兴之救矣（「自汉兴」下四十字从本传补）。且济时拯世之术，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治哉？期于补绽决坏，枝柱邪倾，随形裁割，取时君所能行，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。故圣人执权，遭时定制，步骤之差，各有云施（本传作「设」）。不强人以不能，背所急（本传作「背急切」）而慕所闻也。昔孝武皇帝策书曰：「三代不同法，所由殊路，而建德一也」。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，哀公以临民，景公以节礼，非其不同，所急异务也。是以受命之君，每辄创制；中兴之主，亦匡时失。昔盘庚悯殷，迁都易民；周穆有阙，甫侯正刑（「是以受命」下三十五字从本传补）。然疾（疑有误。本传及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二无此二字）俗人拘文牵古，不达权制，奇玮（本传、《艺文类聚》作「传」）所闻，简忽所见，策不见珍，计不见信。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头善，又将不知不善之为不善，乌足（本传、《艺文类聚》作「可」）与论国家之大事哉！故每有言事，颇合圣听者，或下群臣，令集议之，虽有可采，辄见掎夺。何者？其顽士暗于时权，安习所见，殆不知乐成，况可与虑始乎？心闪意舛，不知所云、则苟云率由旧章而已。其达者或矜名嫉（本传作「摈」）弃。虽稷、契复存，由（本传作「犹」）将困焉。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、灌，吊屈子以摅其愤者也（旧作「以舒愤者也」，从本传改补）。夫以文帝之明，贾生之贤，绛、灌之忠，而有此患，况其余哉！况其余哉！且世主莫不愿得尼、轲之伦以为辅佐，卒然获之，未必珍也。自非题榜其面曰鲁孔丘、邹孟轲，殆必不见敬信。何以明其然也？此二者善己存于上矣。当时皆见薄贱，而莫能任用，困厄削逐，待放不追，劳辱勤瘁，为竖子所议笑，其故获也。夫淳淑（《意林》作「贞一」）之士，固不曲道以媚时，不诡行以邀名，耻乡原之誉，绝比周之党（「绝」字从《意林》补），必待题其面曰鲁仲尼、邹孟轲，不可得也（「必待」下十六字从《意林》补）。而世主凡君，明不能别异量之士，而适足受谮润之诉。前君既失之于古，后君又蹈之于今，是以命世之士，常抑于当时，而见思于后人（《意林》作「无不见思于后日」）。以往揆来，亦可容易？向使贤不肖相去，如泰山之与蚁垤，策谋得失相觉，如日月之与萤火，虽顽嚣之人，犹能察焉常患贤佞难别，是非倒纷，始相去如毫厘，而祸福差以千里，故圣君明主其犹慎之（《群书治要》）。

荀彧问仲长统以社所祭者何神也？统答所祭者土神也。侍中邓义以为不然而难之，彧令统答焉。统答义曰：「前见逮及，敢不敬对。退熟惟省，郊社之祭，国之大事，诚非学浅思薄者所宜兴论重复，亦以邓君难，事有先渐，议则既行，可谓辞而不可得，因而不可已者也。《屯》有经纶之义，《睽》有异同之辞，归于建国立家，通志断类也。意则欲广其微以宗实，备其论以求真，先难而后易，出异而归同乎？难曰：社祭土，主阴气，正所谓句龙土行之官，为社则主阴明矣，不与《记》说有违错也？答曰：今《记》之言社，辄与郊连，体有本末，辞有上下，谓之不错不可得。《礼运》曰：『政必本于天，肴殳以降命，命降于社之谓殽地，参于天地，并于鬼神』。又曰：『祭帝于郊，所以定在位也。祀社于国，所以列地利也』。《郊特牲》曰：『社所以神，地之道也。地载万物，天垂象。取财于地，取法于天，是以尊天而亲地。家主中霤，国主社，示本也！相此之类，元尚不道配食者也。主以为句龙，无乃失欤？难曰：信如此，所言土尊，故以为首，在于上宗伯之体，所当列上下之叙。上句当言天神、地祗、人鬼，何反先人而后地？上文如此，至下何以独不可，而云社非句龙，当为地哉？答曰：此形成著体，数自上来之次言之耳，岂足据使从人鬼之例邪？三科之祭，各指其体。今独摘出社稷，以为但句龙有烈山氏之子，恐非其本意也。案《记》言社土，而云何得之为然龙，则传虽言祀句龙为社，亦何嫌，反独不可谓之配食乎？《祭法》曰：『周人禘喾，郊稷，祖文王，宗武王』。皆以为配食者，若复可须，谓之不祭天乎？备读传者则真土，独据《记》者则疑句龙，未若交错参伍，致其义以相成之为善也。难曰：再特于郊牛者，后稷配故也。『社于新邑，牛一羊一豕一』。所以用二牲者，立社位祀句龙，缘人事之也。如此，非祀地明矣。以宫室新成，故立社耳。又曰『军行载社』者，当行赏罚，明不自专，故告祖而行赏，造社而行戮。二主明皆人鬼，人鬼故以告之。必若所云，当言载地主于齐斋车，又当言用命赏于天，不用命戮于地，非其谓也。所以有死社稷之义者，凡赐命受国，造建宫室，无不立社。是奉言所受立，不可弃捐苟免而去，当死之也。《易》句龙为其社，传有见文；今欲易神之相，令记附食，宜明其徵。祀国大事，不可不重。据经依传，庶无咎悔。答曰：郊特牲者，天至尊，无物以称专诚，而社稷太牢者，土于天为卑，缘人事以牢祭也。社礼今亡，井特之义未可得明也。昭告之文，皆于天地，何独人鬼？此言则未敢取者也。郊社之次，天地之序也。今使顺龙载冒其名，耦文于天，以度言之，不可谓义也。何为当平于社，不言用命赏于天乎？帝王两仪之参，宇中之莫尊者也。而盛一官之臣，以为土之贵神，置之宗庙之上，接之郊禘之次，俾守之者有死无失，何圣人制法之参差，用礼之偏颇？其列在先生人臣之位，其于四官，爵侔班同，比之司徒，于数居二。纵复令王者不同，礼仪相变，或有尊之，则不过当。若五卿之与冢宰，此坐之上下，行之先耳。不得同祖与社，言俱坐处尊位也。《周礼》为礼之经，而《礼记》为礼之传，案经傅求索见文，在于此矣。钧之两者未知孰是。去本神而不祭，与贬句龙为土配，比其轻重，何谓为甚？经有条例，《记》有明义，先儒未能正，不可称是。钩校典籍，论本考始，矫前易故，不从常说，不可谓非。孟轲曰：『予岂好辩哉，乃不得已也』。郑司农之正，此之谓也（《续汉·祭祀志下》注补。）」。

魏王所集方士名：上党王真、陇西封君达、甘陵甘始、鲁女生、谯国华佗字元化、东郭延年、唐霅、冷寿乐、河南卜式、张貂、蓟子训、汝南费长房、鲜奴辜、魏国军吏河南赵圣卿、阳城郤俭字孟节、庐江左慈字元放。右十六人，魏文帝、东阿王、仲长统所说（《博物志》五。）。《典论》谕又云：「王仲统云（当作「东阿王及仲长统云」。）：甘始、左元放、东郭延年、行容成御妇人法，并为丞相所录，间行其术，亦得其验。降就道士刘景受云母九子元方，年三百岁，莫知所在。武帝恒御此药，亦云有验。刘德治淮南王狱，得《枕中鸿宝秘书》，及子向咸共奇之，信白之道可成，谓神仙之道可致，卒亦无验乃以怀惧罪也（「博物志」五。案此二条出《典论》，又与子建相乱，非皆《昌言》原文，故附戴焉。自𠻳舌下泉」以下，当同在一篇。）」。

德教者，人君之常任也，而刑罚为之佐助焉。古之圣帝明王，所以能亲百姓，训五品，和万邦，蕃黎民，召天地之嘉应，降鬼神之吉灵者，实德是为，而非刑之攸致也。至于革命之期运，非征伐用兵，则不能《定其》业；奸宄之成群，非严刑峻法，则不能破其党。时势不同，所用之数亦宜异也。教化以礼义为宗，礼义以典籍为本。常道行于百世，权宜用于一时。高辛已往，则闻其人。不见其书；唐、虞、夏、殷，则见其书不详其事；周氏已来，载籍具矣（「高辛」已下三十二字，从《意林》补。），所不可得而易者也。故制不足则引之无所至，礼无等则用之不可依，法无常则网罗当道路，教不明则士民无所信。引之无所至则难以致治，用之不可，依则无所取正，罗当道路则不可得而避，士民无所信则其志不知所定，非治理之道也。诚令方来之作，礼简而易用，仪省而易行，法明而易脂教约而易从，篇章既著，勿复刊剟，仪故既定，勿复变易，而人主临之以至公，行之以至仁（本作「忠仁」，依《文选·庾元规让中书令表》注改。），壹德于恒久，先之用己身。又使通治乱成之大体者总纲纪而为辅佐，右稼穑之艰难者亲民事而布惠利，政不分于外戚之家，权不入于宦圣之门，下无侵民之吏，京师无佞邪之臣，则天神可降，地祇可出。大治之后，有易乱之民者，安宁无故，邪心起也。大乱之后，有易治之势者，创艾祸灾，乐生全也。刑繁而乱益甚者，法难胜避，苟免而无耻也。教兴而罚后用者，仁义相厉，廉耻成也。任循吏于大乱之会，必有恃仁恩之败；用酷吏于清治之世，必有杀良民之残，此其大数也。我有公心焉，则士民不敢念其私矣；我有平心焉，则士民不敢行其险矣；我有俭心焉，则士民不敢放其奢矣，此躬行之所徵者也。开道涂焉，起堤防焉，舍我涂而不由，逾堤防而横行，逆我政者也。诰之而知罪，可使悔过于后矣。诰之而不知罪，明刑之所取者也。教有道，禁不义，而身以先之，令德者也。身不能先，而总略能行之，严明者也。忠仁为上，勤以守之，其成虽迟，君子之德也。谲诈以御其下，欺其民而取其心，虽有《立成》之功，至德之所不贵也（《群书治要》。）。

近具状乞罢蹇周辅及其子序辰见任，各令外补，候体量到事状，别听指挥。至今多日。伏缘周辅等首于江、湖增创盐额，配卖害民。数千里之人破产被刑，咨嗟怨讟，实不聊生。与吴居厚、王子京辈掊刻希进，情理无异。居厚等才行体量，先次移罢，独周辅父子出入朝省如故。臣以朝廷政事命令不一，罪同而行遣异，不足以服人心，故有论列。终不蒙施行，臣所未喻。今公论不安，皆有疑议，谓周辅昨知开封府，根勘军器少监蔡硕借贷官钱公事，周辅以硕乃宰相确之弟也，故附合观望，灭裂不尽公理。反以重罪坐举发之人，实有恩于蔡氏。所以今日宰臣确力主周辅父子，不令罢去。欺谩圣听，捐公法以报私恩。臣以谓果若如众论，所损不细。惟望圣慈裁酌，何惜罢周辅等？且令外任，听候朝命，庶几政令无二三偏党之疑，以报天下，以解大臣之谤。伏望速赐施行。

臣近具状论奏僧惠信指论僧司重法吏人受赃公事，已蒙付下大理寺施行。然伏见圣旨指挥，令据惠信经祠部状内所指人根究，不得支蔓。臣看详惠信之状，前于开封已曾断遣。后经祠部已送推司。会开封申陈，言祠部不当，遂朝旨更不施行。今既复以付之所司，则所司自有推勘之法。若止究状内人数，即或有分赃寄赃之类及凡干證左而不见于状者，皆不许其追照。狱无所质，何缘得情？兼祠部、开封各系经历，若有不当，自合一案推结。况两处昨者互有所陈，何可置而不问？盖状内之事则于法有禁，若状内之人于事相干，安得不治？向来朝廷送所司公事止令依法，或约束不使支蔓，未闻限定根究人数。臣又虑进呈取旨之时，不曾子细开陈，致有如此处分。窃虑勘司承望风旨，不尽公理，纵失有罪，违废典法。欲乞再降指挥本司，并依自来推勘条贯。乞仍责立近限，不得淹延。若前来承行官司明有违法，并令依条一处圆结奏裁。

统字公理，少好学，博涉书记，赡于文辞。年二十馀，游学青、徐、并、冀之间，与交者多异之。并州刺史高干，素贵有名，招致四方游士，士多归焉。统过干，干善待遇之，访以世事。统谓干曰：「君有雄志而无雄才，好士而不能择人，所以为君深戒也」。干雅自多，不纳统言。统去之，无几而干败。并冀之士，以是识统，大司农常林与统共在上党，为臣道统性倜傥，敢直言，不矜小节，每列郡命召，辄称疾不就。默语无常，时人或谓之狂。汉帝在许，尚书令荀彧领典枢机，好士爱奇，闻统名，启召以为尚书郎。后参太祖军事，还复为郎。延康元年卒，时年四十余。统每论说古今世俗行事，发愤叹息，辄以为论，名曰《昌言》，凡三十四篇（《魏志·刘劭传》注。案：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云：东海缪袭，常称统才章，足继西京董、贾、刘、扬，当亦表中语。）。

一说皇甫隆遇青牛道士，姓封名君达，其馀养性法，即可仿用。大略云：体欲尝少劳，无过虚；食去肥浓，节酸咸；灭思虑，损喜怒，除驰逐；慎房室施写，秋冬闭藏。详别篇，武帝行之有效（《博物志》同上。）。王仲统云（此有脱落，据《博物志》下文是东阿王及仲长统也。）：甘始、左元放、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，并为丞相所录问，行其术，亦得其验。降就道士刘景受云母九子丸方，年三百岁，莫知所在。武帝恒御此药，亦云有验。刘德治淮南王狱，得枕中《鸿宝苑》秘书，及子向，咸共奇之，信黄白之术可成，谓神仙之道可致，卒亦无验，乃以罹罪也。刘根不觉饥渴，或谓能忍盈虚。王仲都当盛夏之月，十炉火炙之不热；当严冬之时，裸之不而不寒；桓君山以为性耐寒暑。君山以无仙道，好奇者为之，前者已述焉（《博物志》同上。）。

人主虚心不自用，而用大臣；大臣虚心不自用，而用天下；上下虚心俱不自用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世之大臣有欲为之主而功业不见于当世者，问其故，则曰：「人主不能忘己而用我，委任不吾尽也，施设不吾专也。人主幸而忘己用我矣，然同列嫉之，举朝龂龂，圜视而攻之，功业竟无所成就」。此其故又何也？人主能虚心听我，我未能虚心以听天下。天下大物也，人主且不敢自任，虚心而寄之我，我不虚心听之，而挟己以盖物，宁能使天下不我议乎？夫所以不能虚心者，非不知天下将议己也，私意实其中而不能自胜也。私意与公理相为消长，公理胜则谋虽不己出，不忌其成功；权虽不己专，不惧其害己。天下之事，使天下之人议之，而吾以天下之心听之，贤者才者若己有之，贤者才者舍己从之，胸中洞然无复有我，则天下亦无以致不平之心于我矣。惟夫私意既胜于中，谋必欲己是也，权必欲己归也，合己者援之，异己者去之，胜己者抑之，虽有至善不能入也，虽有至蔽不能照也。何者？先有以拒之于内也。古之知道者，坐于庙堂之上，同列不吾忌、朝廷不吾议、天下不吾惑者，惟以公理胜其私意耳。往者杜祁公为相，范、韩、富同在政府，此数公者，皆平日同于爱君忧国之人也。至于议论之际，杜公之所欲罪，范公则以为不可；韩公之所是，则又富公之所非。其参差不合如此，然杜公不以是而疑同列，而同列亦不以此自疑。时孙甫为谏官，盖杜公所荐，二三公所知也。甫论保州之变，罪枢府不时发，则指杜公也；非益兵之议，牾牴大臣尤切，则二三公也。甫诚不阿其所好矣，而诸公亦不恶其异己。王荆公在政府，方得君用事，其所与同列者，富、曾、唐、赵也，虽旧德宿望，皆以议不合引去；台谏则温公、申公、范忠宣公、吕公诲也，皆以诋訾新法罢；给舍则范蜀公、宋公敏求、李公大临、苏公颂也，皆以封缴已行之命斥。公方怨言者明道先生也，及往议事，公厉色待之，明道曰：「天下事非一家私议，愿公平气以听」。而荆公乃为之愧。夫庆历诸公惟以公理自胜，故其心旷然，无所适莫尔。荆公非不欲与当时贤者共一世之功名也，顾私意关系于中，已无受之之地矣。然荆公议事人主前，如与朋友争议于私室，一语不合，必反覆诘难，待肯乃已，何独于天下之议，使不得尽乎？使荆公推我所以欲尽言于人主之意，与人主所以虚心听我之意，荡然与物通怀，以参同异，则一熙宁之政，安有异日之纷纷哉？后世此风益滋，庙堂之上，参裁一事，除拟一吏，则论议互起，一语不契，即成私憾，操说相异，立党相攻，相轧以进，相持以竞。事不问当否，随所主之人而罢行；人不问贤愚，随所用之人而进退。非特同列如此其龃龉也，都司，宰相之属也，事有依违，不敢以臆见论正；给舍所当预闻政事也，多顾小嫌，难于违覆；台谏所当论得失也，语及庙堂，则护短饰非，以为深忌；省寺所以分职守也，讨论故实，寻会比例，皆观望所主而后报。立朝之士，欲有所开说者，必上不拂人主之旨意，下不迕大臣之主议，然后敢出于口。夫庙堂之询谋，不务以理相服，而以势相胜。朝廷之议论，又喜其逢己而恶其异己。此所以黜陟不厌于人心，举动乖刺于物听也。曷若捐私意、求至公，忘己持议论之平。于所当守，矻然如砥柱，不牵于众而妄随；于所当从，旷然如虚舟，不以出于己者为是。使天下泯然无所议其好恶同异之迹，呜呼！非纯意于国事者，其孰能与于此？